把农民变企业家,关注农村生产关系的新萌芽

提到农业和农村,人们大多会想起耕牛、爬犁、拖拉机……而在荷兰,这种印象恐怕要被完全颠覆——荷兰农村意味着风车、郁金香、奶酪、甚至凡·高……

  最近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信息不断披露于网端。结合鄙人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见证与间接对“农村现状”的了解,基本可以确认中国农村现状的确非常严峻。网端披露的农村现状基本属实,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但大多现象比较普遍。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实际也就是中国的发展的取向问题。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可是中国大陆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决定,农村问题仍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核心提示:
二十年前,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和发展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那就是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土地规模经营。这些年来,农业生产力

荷兰王国位于西欧北部,面积41528平方公里,仅相当于3个北京的面积,而其中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0.8%;荷兰的人口约为1627.3万人,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

  农村现在所面临的比较普遍的问题是:

二十年前,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和发展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那就是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土地规模经营。这些年来,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生产关系也发育出一些预示未来的新萌芽。尽管这些新萌芽还很稚嫩,不太成熟,但其生命力不可低估,发展方向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农村生产关系新萌芽,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但荷兰却是个农业“大国”,十几年来,在世界农产品净出口额的排行榜上,头把交椅几乎都被荷兰所霸占,而农产品总出口也一直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可与美国比肩。

  1、劳动力结构丧失可持续性。

一是土地经营大户应运而生。这是农户间生产要素的整合集中,具有鲜明的自发性和必然性。有的地方,初步实现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少则百八十亩,多则几百亩几千亩,少数大户经营土地超过了万亩。这种生产关系的新萌芽,没有动摇家庭土地承包制,但实现了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是家庭土地承包制体制内高度放量的“升级版”。

“荷兰农产品出口只比美国略低,这是不算鲜花和海产品贸易在内来计算的,如果将这两部分也加入,那就大大超过了美国。”荷兰大使馆农业处参赞助理王永锋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年轻一代农民,大多选择离开农村,拒绝继承农业生产技能。观念里鄙视农业生产技能,觉得从事农业生产没有面子。中年农民,被迫选择离开农村作农民工,或在城市里从事对生产技能要求较低的服务业。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弱妇孺比例急剧走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断代现象,大量农民正在融入城市贫民阶层。土地撂荒现象日渐普遍,耕种的土地也大多得不到精耕细作。

二是农民经纪人日趋活跃。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搞活农产品流通为主要功能的,最具活力的一种内生性的农村生产关系。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是,现阶段发生在农村的农产品流通,不是靠政府,不是靠企业,也还不是靠合作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主要靠农民经纪人。对农民经纪人,虽有一些争议,但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农村生产关系在流通领域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荷兰园艺业(水果、蔬菜、花卉和植物)出口总值达126亿欧元,比2004年多出3亿欧元,再创历史新高。

  2、改革开放四十年,农业仍然基本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

三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政策咨询和理论研究都有不同的声音。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形式上有公司加农户,基地加农户,还有反租倒包,背后都或多或少地有工商资本的推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寻租,通过各种途径向农业和农村转移,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坦率地讲,工商资本最感兴趣的还是土地寻租。特别是那些不规范的土地流转,不排除工商资本对圈地的冲动。还有公司化经营土地,包括以企带村、村企合一等形式。这就是在体制外形成的一种新的农村生产关系,既有现实需求,也有长远隐忧。

王永峰是农学出身,后来到荷兰留学,他对荷兰的农业发展很有感悟:“荷兰十分重视科技创新,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重视农业发展结构规划与调整以及其他产业同农业的协同发展。”

  国家政策性限制农产品价格,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日渐悬殊。因为种地无利可图,甚至难以维系“生计”,相当多的农民对于承包土地的耕种仅限于自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种子撒到地里,听其自然生长,产量再低也基本能够满足自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了,所承包土地对于社会的产品贡献明显走低。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非常危险的。目前中国大陆粮食自给率正在急剧下降。综合各种信息,大陆粮食的年进口量大约在年消耗量的1/5到1/3左右,对于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日渐增强。而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与国际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致使中国农业很难具有显著的竞争力。在市场壁垒隔绝与进口粮食的冲击下,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很难形成较强的生命力。

四是农民合作社方兴未艾。近几年,农民合作社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合作社,有的是农民自发创办的,有的是政府引导组织的。一般来说,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社效果,比政府主导的效果更好一些。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的规模经营道路、新的合作化道路,走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路径,不是简单的回归。遗憾的是缺少金融合作功能,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地方是拔苗助长,使合作社变了味。尽管如此,农民合作社无疑是农村新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载体和平台。

“荷兰虽然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其人口密度很大,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还少,也存在耕地面积不足的问题。”王永锋说:“所以,荷兰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3、工农业剪刀差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国的共性历史问题。

五是土地股份制浮出水面。实际上,许多土地股份制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也比较完整地引入股份制的机制。土地入股受到了一些农民的欢迎,因为土地的物权不变,农民继续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入股经营或入股合作经营,直接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在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

5月24日下午,荷兰王国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大臣凯斯·魏尔曼(Cees
Veerman,Netherlands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先生在北京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就荷兰农业发展所取得的经验与中国经济周刊进行了交流,并对荷兰倡导的“活力四射的农村”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谈了其个人见解。

  因为农产品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为了保证国民的基本生活须要与社会稳定,世界各国大多都不同程度地对农业进行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度,贫富分化不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较小,政府干预度也较低。可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度,贫富分化则相对较大,若要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无法任由农产品价格完全受市场调谐。多数国家依靠法律限制工农业产品利润比重与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补贴农业双轨制来制约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兼顾民众的日常生活须要与农民的利益。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显著进步,农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农产品获得了与工业品相近或基本相同的市场竞争条件。

对于上述五种情况,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认识,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但不要急于求成,亦不可一哄而起,要顺势助推。因为生产关系的发育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把农民变成“企业家”

  以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若要兼顾农业生产发展与国民日常生活保障就需要政府一边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开发的投入,一边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显著加速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同时通过税收等方式的补贴,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农产品获取市场竞争资格创造条件。

正确的态度是,一手抓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重点是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良种、良技、良法相结合,农作物产量都会有20%左右的提高,质量也会有一定的改善。一手抓农村新的生产关系的发育,无论是体制的内生要素,还是体制外的植入要素,还是体制内外互动的要素,都要予以重视。特别是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以不从根本上动摇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前提,不瞎折腾胡作秀,不人为地设禁区,不阻碍新萌芽的发育,允许大胆实践和探索,允许形式多种多样。做到这“三不、两允许”,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就会不断地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次飞跃就大有希望。

《中国经济周刊》:能否和您分享一下荷兰在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单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模式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了。许多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地,转租给种粮大户,家里主要劳动力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种粮大户通过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生产,农村新的“地主”阶级已经产生。但这个日渐壮大的阶层因为产权混乱具有极不稳定性,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制约。现有的农村体制,严重制约了这种新生产力模式的发展。

魏尔曼:简单地说,我们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以集约化生产为主导,个体农业生产为辅或许是解决目前中国农村困境的不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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